中铁广州局市政环保公司获评陕西一季度建筑业稳增长第一名

西方公司的管理人出术瞒骗可能被诉之于法，中国国企的可能被双规。

美国虽然没有宣称要发展政策性金融机构，但事实上从20世纪初期开始，它就建立了相当数量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在农业、小企业、进出口、住房等领域拥有功能齐备、组织发达的政策性金融体系，尤其是在农业领域的政策性金融体系更是相当完善，形成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立体支持网络。美国拥有高度发达的政策性金融体系，那么，美国是否也曾担心政策性金融机构会成为政府负担，要对它们进行私有化改革呢？这种担心和争论在政策性金融体系构建之初就存在，但是，除了必要的商业化改革以外，政府采取的解决思路是通过加强立法、管理和监督来控制此类机构，充分发挥它们无可替代的重要职能。

那么，为什么注重发挥市场作用而进行大规模商业化改革的日本还要心甘情愿承担如此巨额亏损呢？为什么美国政府对政策性金融如此重视与支持？这些问题是在研究政策性金融改革潮流中不可回避的。例如：1945年出台《政府公司控制法案》。因此，如何防止设租寻租和如何提高经营绩效始终是政策性金融发展过程中必须着力解决的两个问题，不少国家通过改革和完善政策性金融体系，对这些问题进行了诸多探索，积累了有益的经验。20世纪90年代以后，确实存在政策性银行商业化改革的潮流，但这种潮流只是政策性金融发展的一个局部特征，而不是整体特征，不宜泛化，尤其不宜直接照搬到政策性金融尚未经历过较充分发展的后发经济体——中国身上来。1990年的《联邦信贷改革方案》要求政府改进信贷项目的会计，为贷款项目评估提供了一整套程序，使联邦政府的信贷运作建立在更好的财政基础上。

日本也是不断深化政策性金融改革的国家，但是，其历次改革过程中，无论怎样合并、撤销或者是商业化，始终存在执行基本政策性金融功能的政策性金融机构，其保留的统一机构——政策金融公库的功能仍然完整地涵盖进出口、中小企业、农业三大领域。这种局面对于我国这样一个幅员广阔、三大差别较为严重的发展中的人口大国而言，无论从经济发展角度、还是社会进步角度来看，都是不合时宜的。我曾经在《在中国炒大蒜到底需要多少钱？》一文中做过计算，在大蒜产量略微减少的趋势下，如果有人组织8亿元资金对大蒜实施囤积居奇战略，就有可能使大蒜价格上涨8倍左右。

现在，我国地方官员由于受招商引资政绩化和土地财政主流化的影响，粮食安全观念是非常淡薄的，对农产品武器化的国际趋势更是抱定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地方政府完全是西方发达国家农业资本集团畅通无阻进入我国农业经济所有领域的优秀服务者和合作伙伴。自古以来，投机商人囤积居奇的主要是农产品，有谁对工业产品囤积居奇呢？汽车、电视机等等工业产品的价格弹性系数接近1，而绝大多数农产品的价格弹性系数都小于0.3，多了价格暴跌，少了价格暴涨，如果某人或某几个人控制了某种农产品一定的市场份额（如30%），就会获得该农产品很大的定价权，可以主导该农产品价格上下波动100%，甚至更多。在这点上我们要好好的向经济开放的先进者日本学习。对几家串通涨价小企业实施处罚，却无法执行，只能不了了之。

日本当然是世界上公认的市场经济国家，但日本开放的目的是以完善经济自主性为前提的，开放是绝对不能以丧失定价权为代价的。日本人高度重视定价权的自主性。

如果中国有企业进入日本收储农产品、或投资农产品物流业等是绝对不可能的，甚至办超市都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还为欧美等国的大农业集团进入我国大豆产业、种子产业和粮棉生猪等主要农产品收储、加工、物流大开方便之门，拱手将国内农产品市场份额和部分农产品定价权让给外资集团，主动将国内农产品价格的定价权国际化。既然外资进入粮食产业是畅通无阻的，说明进入所有农产品的收储和加工肯定是畅通无阻的。受篇幅限制，这里我只讲农产品定价权问题。

今年绿豆价格暴涨时，政府一时慌了，最初以为是养生专家张悟本惹的祸，如是打击了张悟本，但绿豆价格还是涨。日本主要从美国进口大米，但日本国内大米的定价权完全在日本。如美国获得了我国大豆市场份额及定价权，不仅能够持久分享我国大豆市场份额收益，还对我国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甚至政治安全构成了一定威胁。这些文章的核心观点是：在生物能源产业化时代，能源、农产品、美元三者之间高度关联了，农产品武器化是国际趋势，未来的农业竞争是农产品和农业生产资料定价权的竞争，主要农产品将是主要西方国家控制发展中国家的常规武器，也是最有威慑力的武器。

少数人主导农产品价格暴涨暴跌，其目的只有一个，获得稳定的市场份额和定价权，定价权就是控制权，有控制权就一定可以赚大钱。试想，假如将来有很多家外资企业串通，导致粮食、棉花、猪肉等主要农产品价格暴涨，政府该怎么办呢？政府如果对串通涨价的外资企业实施处罚，这就变成国际事件了，恐怕这样的处罚对稳定粮食、棉花、猪肉价格更无济于事，也更加难以执行，还会引发无穷的国际贸易纠纷。

在绿豆涨价的过程中，有一个非常有意识事件可能被公众忽略了：国家发改委对几家串通涨价的绿豆经营企业实施了处罚，企业不服，拒不接受罚款，此事最终不了了之了。如果这样的局面持续下去，将严重危及我国经济安全、社会安全、甚至政权安全

按照出手要快、出拳要重的要求，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划赶在2008年年底以前出台，为战胜危机影响赢得了时间。2008年深圳华为公司申请国际专利1600多项，在全球企业中排第一位。西气东输、西电东送、东西交通大动脉的陆续建成，为中西部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条件。我国每年申请专利的数量和质量大幅提升。中央财政运用扶持机制，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在中西部地区优先安排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有力地支持了中西部发展。概括十一五时期的成功经验，我们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认真总结和继续坚持。

发达地区对落后地区对口支援的互助机制，在灾后重建和帮助落后地区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加强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能力建设，开发低碳技术，推广高效节能技术，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在党中央的一系列政策指引下，新农村建设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稳步推进，取得了喜人的成果。五年来，四个机制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天津市依托滨海新区的发展，引进高水平建设项目，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正在成为继珠三角和长三角之后的第三经济增长极。在应对危机中，通过政府刺激经济的一揽子计划，把相当大一部分投入用于支持社会事业发展，财政支出中用于社会事业的比重不断提高。

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过度依赖第二产业、过度依赖物质消耗的状况已严重制约着发展的可持续性。例如，内蒙古利用自己的资源优势，通过引进资金和技术，发展煤炭和畜产品深加工，有70多项先进技术在全国都是首次应用。他们把财政收入用于改善民生和生态建设，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生态环境已经从不断恶化向总体稳定、局部改善转变。城乡社会管理一体化，包括基层民主制度和户籍管理制度等在内，将建立起城乡统一的制度。

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关键在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切实推进发展方式转变，加快经济结构调整，这是对十二五提出的重大课题。2009年为了引导资金投向，加快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升级改造，国务院出台了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对电子信息、技术装备、钢铁、石化等工业的发展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和政策。

2008年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又作出了《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六、加强节能减排，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十一五规划提出单位GDP能源消耗降低20%，COD和二氧化硫的排放量降低10%的目标，是一个难度很大的攻坚任务。

十一五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上写下了辉煌的一页。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中期借助于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机遇，通过扩大内需，开启了高速公路的建设高潮，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建成了高速公路体系，那么，这一次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我们将建成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高速铁路体系，成为这一次扩大内需的标志性成就。

即使这样，国务院始终坚持完成这一目标的决心不动摇，动员全国打好节能减排攻坚战，推进十大重点节能工程、加强企业节能行动和节能产品惠民工程，形成了全社会节能的良好风尚。这是极不寻常、激动人心的五年，是在全球金融海啸冲击中转危为机、破浪前进的五年，是战胜地震等灾害，取得重大成就的五年。然而到2009年，由于出口的大幅度下降，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变为负拉动2—3个百分点。在新农村建设中，各地一般都能够从本地实际出发，尊重农民意愿，不搞强迫命令，深受农民欢迎。

东北地区通过引进资金、技术改造传统产业，使老工业基地焕发出勃勃生机。借助这次扩大内需的机遇，把铁路建设搞上去，结束铁路瓶颈的历史，将用快速、高效的运输方式把我国统一的大市场紧紧联在一起，为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运输保障。

十一五的成功实践，充分展现了党中央、国务院面对复杂形势的高超决策艺术，证明了我国经济抵御国际市场风险的坚韧的应变能力。由于消费的增长弹性有限，保持总需求的基本稳定进而保持经济的大体稳定，主要任务自然落在了投资的增长上。

许多城市和地方政府纷纷效仿深圳的经验，努力打造鼓励自主创新的政策环境和社会环境。在这次扩大内需中，有一部分资金用于保障性住房建设，主要解决城市棚户和林区、牧区、煤矿塌陷区的居民住宅，使他们也能分享到改革发展的成果，这件事情深得民心。